小杭拿出社畜的微笑：只要你想的话，我可以有兴趣。

　　于是他俩去了wine bar，小岳solo了一整场葡萄酒教学，小杭努力为他捧场。

　　场外观察员：他俩相性还挺好的，一个愿意说，一个愿意听。

　　小杭心想，我这叫向下兼容！

　　双选约会。

　　小岳选了小杭，预定早上十点出门。

　　小杭游戏打太晚，在房间里睡过头。

　　小岳敲门进去：头疼吗？我给你带了早饭和止痛药。

　　小杭吓到半死：啊啊啊对不起对不起（猛虎落地跪），我现在就换衣服！

　　小岳心态稳定：你没事就好，那我等你？

　　小杭出门立刻：对不起迟到这么久，要不我们今天去你喜欢的地方？附近有家黑胶唱片店。

　　场外观察员：他俩是不是已经背着我们在节目外面谈起来了？

　　第四集还没播出，这边已经真的谈上了。

　　pd把他俩叫过来开会：能不能有点节目效果？

　　小杭认真思索：呃，是要我们稍微演一下分手复合吗？

　　小岳走神回魂：啊？前男友复合？我喜欢这个play！但这个能拍吗？

第251章 酿酒的央金

　　人间诸事，总是多有相似。

　　老刘与央金的故事，细说起来，其实也并没有格外引人稀奇的地方。

　　但老人家的喉头发颤，嗓音沙哑，众人便也不得不屏呼而听。

　　老刘出生在1960年。

　　那年，岳老头子尚未结婚，岳国强当然也没有出生。故而在岳一宛看来，这个年份已经遥远得与1690无甚分别。

　　就这样，在一个平淡无奇的早上，老刘的人生开始了。

　　老人的话匣子，总是一打开就没完没了，拉拉杂杂，还非得从小时候的各种琐碎事件讲起。向冉听得很认真，但向冉的领导显然已经听得累了，正有一搭没一搭地喝着自己带来的水。

　　岳一宛看了眼杭帆，他心爱的恋人专注地凝视着桌上的某处，时不时地还用力眨眨眼，稍稍点两下头，像是听得非常入神的样子——只有岳一宛知道，杭帆中午刚吃了一大盘野山菌炒饭，掐指算来，这会儿也该是要开始晕碳的时间。

　　唇边漏出了一丝微笑，岳一宛勉力克制着自己想要立刻揽住心上人的冲动。

　　“你们看过《孽债》吗？上海拍的那个电视剧。”

　　有些突兀地，老刘问他们。

　　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这代人，哪里还会看过这个？即便是在杭帆与岳一宛的少年时代，电视机对他们的吸引力，都已远不如网吧、电脑和手机来得大。

　　远如隔世的陌生感，令老刘的神色愈发萧索：“我当年下乡，也是来的云南。”

　　1976年的秋天，年满十六岁的小刘同学，跟着上山下乡的队伍一道，迷迷瞪瞪地坐上了前往云南的火车。

　　在后来的近二十年里，他曾无数次地、咬牙切齿地想着：如果我晚生一年，只要再晚生一年，我或许就能赶上新政策，就不用下乡了！我怎么就非得、我为什么就不能——！

　　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在历史进程的拐点上，小刘同学就这么不凑巧地成为了最后一批下乡插队的知青。

　　那一年，九岁的岳国强正攥着半根树枝，跟着他那位神思飘忽宛如天外游仙般的母亲，磕磕绊绊地念着：“兔，Rabbit，而辣别脱。猴，Monkey，门克以。”而杭艳玲还只有四岁，是连笤帚都拿不起的年纪。

　　小刘同学，却哆哆嗦嗦地站在中甸县的某个村子里，慌里慌张地望向周围的那些藏族面孔。

　　中甸县，也就是后来的香格里拉市，隶属于云南省的迪庆藏族自治州。小刘被分配到这里来插队，却连一句藏语都不会说。

　　“你们不懂，”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前，老刘抚摸着自己的一双病腿，垂着头说道：“我们那时候，苦啊！刚到村里，每天醒来就是哭，饭也吃不饱，又是拉稀又是吐，是真的苦啊！”

　　无声的寂静之中，向冉伸出胳膊，轻轻握住了老人的手。

　　从十六岁到二十岁，整整四年的时间，小刘同学终于学会了藏语的读写。他学会了骑马，伐木，制作酥油，采集石料，但也把曾经学过的函数与英文给忘了个精光。劳动让他变得健壮，也让他没空去想那些命运啊、未来啊之类的词汇。

　　然而，1980年，上山下乡运动结束。跟随这股热火朝天的返乡浪潮，怀揣着重新进入校园念书的梦想，小刘同学报名参加了高考——和人比数学英语，他自然是不成的。但若是比画画呢？

　　他自觉有几分搞美术的天分，便东拼西凑了一套画具，兴冲冲地报考了美术专业。

　　一连考了三年，年年名落孙山。

　　1983年，他不好意思再伸手找家里要钱，便瞒着父亲与兄长，和几个同乡一道南下，想趁机溜去香港“赚大钱”。

　　钱没能赚到，小刘和他的几个同乡却反倒因为“投机倒把”与“非法经营”等罪行，被关进去拘了三个月。

　　出来之后，大哥写信给他，说父亲对他这个不学无术的小儿子非常失望，“以后就权当你是死了，和我们家再无半点干系！”

　　1985年的春节来得极晚。

　　失魂落魄地，刘某走在路上，撕得粉碎的信纸如雪花般被风吹去，漫漫地飘散在广州的街头。

　　徒长半生，一事无成，如今还被家里断绝了往来……他觉得自己也实是不必再活到下一个春节了。

　　据说大象一类有灵性的动物，在临死之前，都会先给自己找好一个无人打扰的安静所在，静静地等死。刘某以为，自己或许也该向大象一样，找个僻静无人的角落，静悄悄地等死。

　　可他又能往哪里去呢？除了故乡，他最熟悉的地方，也就只有下乡插队时的云南。

　　在云南插队的生活很苦，刘某并不怎么喜欢。但云南的风景很美，作为死前的最后一站，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晚春时节，他最后向朋友借了点钱，再次乘上了前往彩云之南的火车。

　　他想死在开满野花的山坡上。

　　然而，在水急浪险的澜沧江边，刘某遇到了藏族姑娘央金。

　　央金正背着她的母亲出远门。

　　她每日徒步走过几十里山路，抱着母亲挂在溜索上飞跃澜沧江，只是为了寻找一位能够为母亲治病的医生。

　　“她当时做的事情，是我连想不都敢想的。”

　　白色烟雾，缓缓地从玻璃烟嘴里倒流出来，像是要为回忆蒙上一层缥缈的纱：“在我看来……她就像是金庸小说里走出来的女侠。为了救母亲，她能做出世间最了不起的事。”

　　听了老刘的话，领导长吁一声：“以前日子确实是苦。不过你夫人也是奇人，每日背着老母走上几十里，如今就是换个男人来，也未必能够做得到喔！”

　　岳一宛放在膝头的手，渐渐虚握成了拳：尽管此生素未谋面，但对于央金背着母亲四处求医时的心情，他确有感同身受般的体悟——十六岁的岳一宛，也曾怀抱着同样的痛彻与悲怆，无助地徘徊在Ines的病房门外。

　　在老刘短暂沉默的这个间隙，杭帆悄无声息地握了下恋人的指尖。好似一个隐蔽而纯洁的，充满抚慰意味的吻。

　　刘某不急着去死了，暂时。他想要帮央金的母亲找到医生。

　　央金不会说汉话，刘某便自愿做她的翻译和向导。饿了嚼一把青稞面，渴了就摘路上的野果子吃，在大大小小的山间道路上不断地挥手搭车，驴车转拖拉机转货车再转公交车，他们终于蓬头垢面地来到了昆明。

　　医生看着他们，只有低低地一声叹息。

　　大半年后，花完了身上所有积蓄的央金，即将独自启程回到茨中乡。临别前，她问身边的青年：「你呢，你要回哪里？」

　　青年无话。他能回到哪里去？他又没有家。

　　「我也没有家，」央金说，眼神坚毅，像是雪山高空中飞过的鹰：「出门前，我把所有东西都卖了。」

　　「但如果你跟我一起回去的话，我们可以重新再建一个家。」

　　就这样，他们重又走回群山深处。

　　回到父母世代居住的地方，央金垦地，种青稞，修建房屋。姓刘的汉人青年，则帮着搬运石料，赶车驾马，再做些扫洒煮饭的活计。空闲的时间，央金还要种葡萄。

　　在他们新砌成的房子后面，长有几株粗壮的葡萄藤，一看就是很有些年岁的模样。

　　按照央金的说法，这里原是她祖父母住的地方。祖父母去世后，屋墙坍塌，一直无人修理，直到央金重又砌造起了这栋屋宅。

　　「这些葡萄藤，是我们以前一起做礼拜的地方。」

　　央金对她的丈夫说，遥遥指着远处的一座尖顶小教堂：「那里是教堂，但离我们家太远了，教堂后来又被改成了学校。这里的葡萄藤，是我的曾祖父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从那边教堂的葡萄田里‘请’来的。所以，我们家一般都在这座葡萄架下做礼拜。」

　　她丈夫笑话她：「你都不会说汉语，做礼拜的时候要怎么念圣经？」

　　「我们有藏语的圣经，还有藏语的赞美歌。」夏日的葡萄架下，央金的脸庞上有自豪且骄傲的笑容：「种下这些葡萄，也是为了礼拜我们的主。」

　　老刘从未正式皈依过天主教。因为在他眼里，自己这位无所不能的、如同女侠般的妻子，才是真正慈悲的玛利亚。

　　从八十年代末到新千年之初，外面的世界正在经历风云巨变。这在期间，Ines的酒庄落成，“红酒”与“葡萄酒”的时髦概念，也越来越受到国人的追捧。

　　即便是雪山与江流所组成的天堑，也没能够阻挡时代的步伐。

　　1997年，随着碧罗雪山徒步的兴起，游客们开始涌入香格里拉，寻找《消失的地平线》中所描绘的人间天堂。

　　家在澜沧江沿岸的央金，便将自家的多余房间腾出来，充当起了背包客们的客栈。以藏族人特有的热情，她拿出家里最好的自酿葡萄酒来招待客人：这往往会令背包们大感惊奇，毕竟他们谁也没想到，在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庄里，竟然还会有葡萄酒这样的时髦物事。

　　「我来告诉你吧，大妹子，你们在这儿赚个块儿八毛的，真不是什么大钱。」酒意醺醺地，有客人这样对他们说道：「十块钱，在你们这里可能是一笔巨款。但到了外面，你以为十块钱很值钱吗？没这回事儿！」

　　「我要是你们，就把这个葡萄酒，拿到外面去卖。哎！这要是能打开销量，年年不得赚上他个十万块、百万块的？大妹子，你不是信耶稣吗？我告诉你，啊，我来告诉你。你们耶稣教的总坛，就在欧洲的那个意大利！哎，你要是能卖个十万块、百万块的红葡萄酒，就能去意大利，亲眼看看真正的耶稣！」

　　在当时，十万元人民，对于生活在雪山深处的央金和老刘来说，已然是一个无法想象的天文数字。

　　可如果人一旦有了勇气，能够想象到自己手中正握着十万元巨款的话——曾经远在天边的、此生绝无可能抵达的罗马与梵蒂冈，似乎也突然离自己更近了一点点。

　　从那一天开始，央金将更多的心血灌注进了葡萄园里。

　　她在山坡上开垦葡萄田，以绝不屈服的顽强毅力，将荒地开垦成一道一道的田垄，又精心地扦插起葡萄藤；她挨家挨户地走访那些种葡萄的邻居，向他们讨教各种各样的种植技巧；听说神父入驻了翻新后的教堂，她便每周日都风雨无阻地骑着驴子上教堂，祈祷天主垂怜，让葡萄丰收；她还会主动去各个酿酒的人家里帮忙，以观察他们的酿造流程与自家有什么细微的不同……

　　酿好了酒，她便用几个大塑料桶装着，翻山越岭地抬去县城的集市上卖。

　　这是一个让岳一宛深感耳熟，可细节里又处处充满不同的创业故事。

　　与接受了科班教育，且出身酿造世家的Ines不同。央金其实并不清楚，那些在大城市的酒桌上，动辄售价上百上千元的葡萄酒，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央金的世界里，她从来就只知道一种葡萄酒：用“玫瑰蜜”酿成的，甜津津而又有着蜂蜜香气的，令人微醉醺然的酒液。

　　而她又是如此虔诚地笃信着：她相信这杯用来礼拜天主的葡萄酒，终究可以带她走向觐见天主的门。

　　人们喜欢央金的酒，便宜，甜蜜，又大碗。

　　更重要的是，她是个信守承诺的人。

　　只要收下了定金，无论要赶多远的山路，无论是多么偏僻难寻的地方，在喜事与节日来临之前，央金一定会将她的葡萄酒送到。

　　她的生意不错，新千年开始还不到两年，她的枕头里就已厚厚地塞了好几摞纸钞：一块、五块、十块，偶尔也有二十块的大面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