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肃听到这里，不由由衷叹服：“此论深通古今之辩，确实发人深省。不过我还有一点不解，方才提到让不愿意服徭役的百姓，‘农闲时做点零工’，这事儿，可有深远详尽规划么？普通百姓未必能寻到足够的工商短工机会。”

　　对于这个问题，诸葛瑾自然是有把握回答的。他对于如今发展工商的方向，非常有把握，觉得瓷器、茶叶、钢铁、造船都还可以继续发掘，还有一些军工产业的供应链上游配套，也能吸纳不少劳动力。

　　不过，诸葛瑾毕竟这一世还没去过四川，也不了解益州当地的工商业情况，而诸葛亮却在益州实打实待了两年。

　　所以，诸葛亮非常细心地帮大哥抢答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子敬不必担忧。且不说我军如今冶铁炼铜、造船烧瓷等等工商，都还可以吸纳富余百姓。

　　单说蜀地纺织发达，蜀锦行销天下，如今产出多少都能紧俏卖完。原先蜀地百姓男丁都要服徭役，只有女子闲时纺织较多，所以蜀锦产量始终不高。

　　但实行新法之后，想要让蜀中百姓农闲有事做，只要扩大蜀锦的产业即可。如果民间办得不够大、吸纳不了足够劳力，还可以官办织造工坊。确保每个县都有工坊，如果有些县面积较大的，百姓往来务工不易，还可以把官办铺到每个乡一个坊。

　　如此一来，其他冶铁炼铜铸造烧瓷炒茶诸业自由发展、先吸纳一部分劳力。蜀锦工坊作为兜底，给农闲时又不想服徭役又没别的手艺的百姓，找到一个稳妥的活干。双管齐下，必能让百姓安居乐业。”

　　诸葛亮的这条意见，可谓非常简洁易懂。

　　但也正因为如此简洁易懂、此前却偏偏没有人想到过，更足以体现此想法的天马行空、惊世骇俗。

　　鲁肃这样的老成持重之人，不免被打了个灯下黑，下意识惊呼：“让男人去织锦？！”

　　这个事情，确实太出乎意料了。

　　自古男耕女织，到汉朝为止，纺织业都是女人为主的活，让男人纺织少之又少——当然，后世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到了宋、明之类的朝代，这种事情就没那么罕见了。

　　熟读中学历史课本的都知道，后世课本上讲“明朝出现资本萌芽”时，就提过江南有大型纺织工坊、广招织户干活。苏州府还有抗捐的，史书记载动手的机工，显然多是男人。

　　由此可见，男人从事纺织工业，不是不能干。只是自古壮劳力更缺乏，需要的重体力劳动都找不到足够的人干，所以让男人种田、徭役。纺织这种只需要细致不需要体力的，就让女人干了。

　　但诸葛亮、诸葛瑾兄弟的见识，显然已经足够敏锐到破除这份偏见。他们顺着“古时地广人稀、如今部分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往下推演，自然而然就得出了结论：在男性壮劳力比较富余的地区，局部允许、鼓励找不到活干的男人，农闲时加入纺织业生产，也是有利无弊的。

　　诸葛亮便针对鲁肃的惊诧、侃侃而谈剖析道：“这有什么奇怪的？益州部分郡县，如今还是人多地少。既然男人有富余，让他们扩大产业，多营产出，有何不好？哪怕这活儿原本是妇人所为，但只要增产的蜀锦依然不愁贩卖，自然是越多越好。

　　子敬可能不知道，我在蜀地两年，也曾见闻一些奇事。正因为蜀地人多地少，男子农闲时若无徭役，便无事可做，而且田地少了，一年耕作所得，或许还不如家中妇人织布一年的所得。

　　以至于贫苦之家，可能一年到头，果腹温饱所需钱粮，一半以上还仰赖妇人所出。因此蜀中贫苦之家，多有比中原更为惧内的。如今官营织坊，让男子也放下芥蒂，以劳力多换些钱粮，也是美事。”

　　这些民间市井见闻，鲁肃从没去过益州，当然不可能知道。

　　听诸葛亮诉说了这些细节，他瞬间心有戚戚焉。忽然觉得那些人多地少的地方，确实更适合发展工商业。

　　在这点上统一了共识后，大家对于后续两年的徭役、税赋折抵改革，基本上也就没有抵触情绪了。

　　剩下的都是些修修补补的小问题。

　　比如鲁肃又注意到：如果实施这种“缴钱粮替代徭役”的措施后，民间的钱会不会不够用，支付手段是否充足。

　　大家都是就事论事，为了把事情办好，想到疑难点，自然是畅所欲言。

　　刘备听了后，对鲁肃的细致也是大加赞赏，觉得这个也不得不察。

　　后世搞役、粮折银的朝代，百姓被物价涨跌所盘剥，也是常有的事儿。

　　比如明朝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对于朝廷财政确实是好事，也省掉了很多繁冗损耗的环节。但是纳粮都折银后，百姓要交银子之前，必须卖粮，豪强富商就提前打压粮价，利用你非卖不可的机会，逼着贱卖。等青黄不接时，再囤积粮食居奇，涨价再收割一波。

　　豪强用物价涨跌盘剥百姓，这是任何时代有识之士都很容易想到的。鲁肃自己就是豪强富户出身，自然更知道那些卑劣的豪强是怎么干的。

　　如今天下的铜钱还不够多，如果工商发达得太快，很多东西都要大宗交易进出，很容易出现钱荒，然后就是巨额的涨跌，百姓自然会被盘剥。

　　好在，对于这个问题，诸葛兄弟之前也略有推演涉猎。

　　诸葛亮便毫不意外地拿出了原本历史上、他用来维护季汉“直百钱”币值、防止通胀的招数来：

　　“子敬的这个忧虑，我以为可以通过增加市面上流通的钱财数量规模，来解决。如今市面上钱不够多，要强行交易流入市场的东西陡然变多，便会钱荒。

　　要解决这个办法，我与司徒先前商讨时，便穷尽枚举了全部努力的方向：

　　第一个方向，便是确保同样多的钱，流动得更快。但这点暂时做不到，也就不去费神了。

　　第二个方向，便是让钱的数量增加。这一点可以努力，我们在豫章郡广开铜矿多年，如今还在不断增产中。把豫章之铜，都拿来铸钱，绝对可以缓解‘徭役折钱’试点时，市面上钱不够的问题。

　　第三个方向，便是增加其他可以作为钱的替代品的东西。我觉得，蜀锦就不错。蜀锦价高，产出也控制在我军和刘璋手上，曹贼和其他诸侯难以生产。所以，只要我们增产蜀锦，并且允许官价不限量卖出蜀锦或收购蜀锦，蜀锦就能当钱花了。

　　当然，要防止别人囤积居奇，或是恶意抬价，官府定出的售价和收购价，肯定要稍微有点差价。比如要是官卖四千钱一匹蜀锦，官价回收时，可以降到三千五百钱。这五百钱或者说一成多的差价，就是官价托底回收的‘手续费’。

　　只要我们敞开了卖和收，确保不失信，久而久之，蜀锦也就能在士民心中当钱一样花了。钱荒的问题，自然能够解决。”

第585章 慢慢走，比较快

　　诸葛兄弟一番创见，把如何解决蜀地因徭役钱粮折抵之法、所可能产生的“钱荒”问题，给安排得明明白白。

　　三方面的努力都考虑到了，可谓是既有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又确保了想问题的全面性和谨慎性——前瞻性，主要是诸葛瑾提供的，而全面性和谨慎，显然是诸葛亮贡献更多。

　　他俩合谋推敲过的东西，同时代还有几人能反驳？

　　刘备、庞统、鲁肃，反复揣摩，最后还是没想到漏洞，唯有叹服。

　　“子瑜和孔明合力谋划之事，果然是精妙细致。此法确实可以尽快试试，就在梓潼、江州择地先试行好了。”刘备也是最终定了调子，拍板这事儿可以先试点起来。

　　今日之宴，本来就是定调子的，至于后续怎么落实，还有待细化。刘备也不可能亲自来处理这些细节。

　　把大方向定了之后，未来两年吏治、财税要怎么搞，基本上也就有眉目了。

　　众人又欢饮数轮，便自然而然切入了下一个话题。

　　刚才诸葛瑾开场盘点的时候，除了吏治、财税，还提到了未来几年的军备、工业和技术建设，以及最后的外交和军事投机等议题。

　　军备和工业、技术，不适合在酒桌上谈。而且这事儿，只能依赖诸葛兄弟，其他哪怕刘备、鲁肃都是完全不懂的拿出来谈了也没用，还不如等诸葛兄弟有所成就后，再直接汇报。

　　所以一番梳理后，话题自然而然就引到了外交和军事投机上。

　　说白了，就是关于“未来两年，要以何种态度面对刘表和刘璋，能不能在和平休战的时候，进一步强化对他们的控制，如何强化”。

　　刘备和诸葛亮、庞统过去两年都在益州，对外界的八卦细闻不太了解。所以聊起这事儿之后，还是此前一直沉默喝酒旁听的关羽，突然开口提供了一些信息：

　　“大哥，说起刘荆州的事儿，我倒是风闻了一些细作探报，就是最近从襄阳那边传回来的。说是刘荆州似乎抱恙在身，乃是背疽。”

　　关羽消息这么灵通，倒不是他比在场其他人更有谋略，只是他此前一直负责荆、扬二州防务，近水楼台先得月，关心得比较勤快。

　　哪怕鲁肃，此前也是在徐州，帮衬着诸葛瑾负责中线防务，对荆州这边的情况，也不如关羽了解。

　　刘备等人原本只是闲聊找突破口，突然听关羽抛出这么一个大瓜，自然也是颇为惊讶，心中喜忧参半。

　　刘备下意识脱口而出惊呼：“背疽？怎么又是背疽？当年季玉贤弟的先考……君朗公，不就是因为背疽……”

　　刘备提到“君朗公”三个字的时候，还是思索犹豫了一下的。一方面是因为确实不太熟，另一方面，刘焉当年算是天下州牧中，率先“封关绝道”、阻断朝廷天使，当土皇帝的。

　　当年刘表还为了这事儿，上表向朝廷抨击刘焉谋逆不臣，在刘焉死的那年，刘表还派兵逆长江三峡而上、试图打过一次刚接班的刘璋。只是当时甘宁还是刘璋的手下，在巴郡把刘表军击退了。但后来甘宁转眼又背叛了刘璋，跟刘璋打了一场后跑了。

　　这里面的烂账一时也算不清。但站在朝廷的角度来说，官方的评价一般是“刘焉晚年确有不臣之举的嫌疑，但接班的刘璋就安分了”。

　　刘备如今跟刘表关系交好，所以刘备阵营的宣传口径，也是跟随当年朝廷和刘表的口径：刘焉是有问题的，刘璋是稍稍改过自新了。

　　不过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焉当年因为背疽而亡，没想到刘表现在也被诊断出了背疽病。

　　（注：刘表也死于背疽病，这一点《三国志》没有明确记载，三国志里刘表的传只说他病死了。但是范晔的《后汉书》里有写刘表背疽而亡，采信一下我觉得也没问题。

　　可能古人倾向于认为那种“重病期间被坏消息气死吓死”的，多是背疽。刘焉、刘表、曹休都是原本有病，然后遇到一个噩耗，忧惧/羞愤而亡。）

　　在汉朝的时候，背疽有多严重，大家都是众所周知的。基本上得了这病，也就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治肯定是治不好的。

　　按照堂上众人的朴素认知，这种病什么时候走，关键还是看情绪。什么时候受气，什么时候担惊受怕，压力累积到位了，也就嘎了。

　　范增被项羽信任的时候，背疽也能拖拖，中了反间计被气到，也就只能再拖个把月。

　　想明白这些道理，刘备还在感慨，景升兄怎么会遇到这种不幸。

　　一旁冷静的诸葛亮，则是默然轻叹，中肯地点评：“主公也不必想太多了，景升公毕竟六十有七，已近古稀之年，身体抱恙也是常有的。”诸葛亮的老婆黄月英，毕竟跟刘表和蔡瑁家族有亲戚关系，刘表算是黄月英的姨父，诸葛亮在这种问题上，自然不好多嘴。他也开不了口直接利用刘表的病牟利。

　　不过诸葛亮避嫌，自然会有其他人补上献策的生态位。

　　庞统听说刘表的病情后，早已急不可耐。见诸葛亮不献策，他连忙抓住机会：“主公！若是刘景升病重，我们就该提醒刘琦公子，赶紧从上庸回襄阳，以便主持大局。

　　只要我们保扶刘琦公子接位，将来荆北全境唾手可得！”

　　刘备听后，稍稍有些不忍，看看诸葛亮，知道他为了妻子的亲戚关系尴尬，刘备便没有问他，反而点名问了诸葛瑾：“子瑜以为如何？”

　　诸葛瑾摸着胡子，慎重地点出关键：“却不知景升公的病情，还能拖延多久。背疽若是没有受到威胁、激怒，拖上几年也是有可能的。

　　让刘琦公子尽快回襄阳，就近慢慢接管实权，固然是最好的。而且前年刘琦公子带着黄忠、霍峻平定上庸，稳妥镇守直至夏侯渊覆灭，也算是为荆州军建立了难得的军功。

　　有了这份功勋，景升公立刘琦公子接权的可能性，也算是大大增加了。

　　但怕只怕，刘琦公子贸然带着黄老将军和上庸驻军一并回襄阳、长期驻扎，会不会起到反效果，有损其仁孝之名。如果不带大军回去，又恐蔡瑁张允近在肘腋、控制了襄阳原有驻军，万一寻个时机对公子不利……

　　总之，这事儿还是要看刘琦公子自己的决心，他肯做到哪一步，有多大的魄力，能承担多少骂名。但凡这些都做不到，那还是要徐徐图之。如果非要由我军出面施压，也需提防荆北的亲曹派狗急跳墙。”

　　诸葛瑾说这番话时，也是充分考虑了他对历史的先知。

　　他知道历史上刘表要明年才死呢，这个《三国志》是写得明明白白的——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调兵南征，结果大军走到半路上，八月份刘表就忧惧病重而亡，九月份曹军才抵达襄阳。

　　虽然不知道蝴蝶效应会如何影响刘表的寿命，但诸葛瑾凭借常理揣度，总觉得刘表这一世受到的威胁，应该没有历史同期那么强，曹操今年和明年估计都要休养生息，不会主动重挑战争。刘表的心理压力可能也就没那么大。

　　一个背疽病人，心理压力越小，就应该死得越晚。

　　而诸葛瑾又深知刘琦为人，历史上刘琦在刘表病重时回襄阳，结果被蔡瑁以“擅离职守回来探病、会导致刘表愤怒”为由阻拦，不得探病，他就大哭一场没见到刘表又走了——这也不是演义里黑刘琦，而是正史上的记载，确实发生过的。

　　这些事情，如今都还没发生，所以诸葛亮、庞统都只是笼统地觉得刘琦懦弱，但未必能料到刘琦究竟有懦弱到何种程度。

　　只有诸葛瑾，他对刘琦的性格理解，已经有充分的史料佐证，他很担心刘琦回襄阳常年久住、刘表又一时不得死的话，刘琦可能会被蔡瑁给找机会害了。

　　除非能让刘琦把黄忠、霍峻这些嫡系部队也都带在身边，一起驻扎到襄阳，让刘琦的嫡系武力碾压蔡瑁，那样的话诸葛瑾也能支持。否则孤身回去就是冒险。

　　刘备毕竟是以知人之明著称，被诸葛瑾这么一分析，他结合这些年来，对大侄儿的了解，发现似乎也确实是这么回事。

　　刘备便不由沉吟：“子瑜所想，确实稳妥持重。要让琦儿回襄阳，要么是景升兄确实重病危殆，那我军自当出力帮他回襄阳。

　　要么是他能带着嫡系兵将不离左右，有决心控制襄阳兵权。

　　最次的情况，也该是他能下定决心、背负骂名，违背父亲意愿偷袭斩杀蔡瑁。

　　若是这几点都做不到，就让琦儿常住襄阳，那不是帮他而是害了他，时机上还该再等等。”

　　刘备都这么说了，庞统不由得很是不甘心，便又提出了一些如此决策可能导致的风险：

　　“主公素来以大义美名为先，不愿让刘琦公子担负背着父亲杀舅之罪，这也可以理解。但蔡瑁这种禽兽，哪里算得上刘琦公子的舅父？

　　退一步讲，如果我们觉得景升公寿数还能拖延，要真等到景升公病得不行时、再让公子回襄阳。那万一蔡瑁到时候也发现情况不对，狗急跳墙，加速景升公的亡故、让公子来不及见到父亲最后一面、再假传遗命呢？

　　蔡瑁和蔡氏姐弟，毕竟在景升公之侧，近侍亲近之人，要让一个年近古稀缠绵病榻之人，早死数月晚死数月，都是不难做到的……《韩非子.备内》举了多少妃嫔亲近之人阴弑其主的典故。真到了那一天，襄阳大权，岂不是会被蔡瑁矫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