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游旭眼睛一亮：“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这类重要资产的投资，这原本就是我们设定的、愿意进行长期战略性投入的领域之一，并不在纯粹的‘救急’上限之内。”

　　如果能借此机会，以较低的门槛和成本，获取一些关键节点的基础设施权益，对长远布局是有利的。

　　然而，跟工业项目和基建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兰新志却显得冷静得多。

　　“问题是这个口子开起来容易，但里面的水可能很深。”

　　他的语气甚至有些忧虑：

　　“除了像希腊比港这样具有显著地缘战略价值的点，或者西班牙、葡萄牙的部分旅游基础设施可能有些潜力，这些国家大部分的基础设施项目，本质上都是负资产……运营效率低下，维护成本高昂，潜在的社会、劳工、环保问题一大堆。”

　　“贸然接手下来的话，很可能成为‘白象工程’，带来巨大的财务和政治负担，甚至可能成为我们日后被诟病和攻击的靶子。”

　　兰新志的话像一盆冷水，让游旭的头脑冷静下来。

　　套房内陷入短暂的沉默。

　　袁建生打破了寂静：

　　“那么，兰主任，第三类呢？”

　　“第三股，新欧洲。，主要是21世纪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也包括巴尔干半岛上已经入盟或正在争取入盟的国家。”

　　兰新志的语调带上了一丝探索的意味：

　　“他们的诉求和前面两类有明显不同，主要寻求的是在制造业和基础设施上的直接投资，希望借此机会获得发展资金，平衡德法意等传统西欧强国的影响力，比如捷克代表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希望华夏车企或配套企业能去投资建厂，升级他们的工业基础。”

　　袁建生手一抖：“我们的车企，去欧洲建厂？”

　　兰新志点头：“你不搞工业，可能对这方面了解不多……总之这一条反而不是没有可行性，我们前些年收购了不少欧洲汽车品牌，完全可以统一弄到捷克生产。”

　　又扒了几口饭之后，他放下筷子，继续分析道：

　　“这些国家的问题是政局稳定性差一些，政策连续性存疑，不过优势是开价很低低，对投资回报率的期望相对务实，劳动力素质不错且成本有竞争力，有潜力成为我们未来深入欧洲腹地、建立多元化合作支点的重要突破口。”

　　介绍完这纷繁复杂的图景，三人再次陷入沉默，但这次的沉默中带着更深的忧虑。

　　“这么分析下来，我有个强烈的感觉。”游旭缓缓开口：“我们这次来，名义上是和‘欧盟’这个整体谈判，但实际操作中，我们面对的更像是一个由二十多个各自打着小算盘的主权国家组成的松散联盟。”

　　袁建生沉重地点头：“‘欧盟’作为一个能有效协调内部利益、代表整体意志进行谈判的实体，在这次危机面前，其意义……恐怕已经近乎归零了。”

　　“这意味着我们的谈判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游旭总结道：

　　“试图达成一个一揽子、覆盖所有成员国的‘整体拯救方案’，难度将超乎想象，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我们很可能被迫转向一种更复杂、更耗费精力的模式，也就是跟不同集团、甚至单个国家进行多线、分层次的谈判，针对不同的对象，设定不同的条件和目标。”

　　另外几人没有回答。

　　这无疑将大大拉长谈判周期，增加不确定性。

　　但确实是更加可行的路线。

　　“而且，这也意味着，国内必须对这种‘欧盟整体性瓦解’的新现实有充分的认识和准备。”

　　兰新志深吸一口气：

　　“我们的资源是宝贵的，必须用在刀刃上，核心国的诉求要部分满足以换取合作，但也要防止被绑架；对边缘国的‘甩卖’，要极其谨慎地甄别，避免接手烫手山芋；至于新欧洲，则要着眼长远，选择政局相对稳定、合作意愿强的伙伴，进行有战略意义的试点性投资，将其培育成未来的支点。”

　　“这盘棋，比我们出发前预想的，要复杂艰难十倍。”

第1571章 民用航空产业大会

　　三天后。

　　沪市，浦东机场。

　　停机坪上，一排打着双闪的中巴车列队整齐，缓缓停靠在在几架公务机的舷梯旁边。

　　显然是在集中迎接某些VIP级别的人物。

　　而作为宣传内容的一部分，每辆车侧面都贴着相同的拉花字样——

　　第五届华夏民用航空产业大会。

　　2003年这一活动最初创办时，只不过是由上沪官方牵头组织的内部协调会而已。

　　彼时庐州产业园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而沪飞集团才刚刚完成从组装MD83到生产C909的路线转变，很多方面几乎都是从头开始。

　　因此，需要一个平台为二者之间的合作提供便利。

　　本来只想着是一锤子买卖，办完就拉到了。

　　但随着航空相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愈发提高，相对分散的产业链对于此类平台的需求不降反增。

　　于是才在2006年拉扯起来了第二届。

　　此后便确定了两年一届的基本节奏。

　　如今更是已经成为产业核心支柱的盛会。

　　每到双数年的夏末，黄浦江畔就会汇聚一大批来自国内外航空产业的精英。

　　不过，对于刚刚坐上商务车的常浩南而言，他只需参与其中最为核心的环节——

　　一场小范围的专家座谈会。

　　“常院士，我昨天特地问过，你那份报告已经递交到了最高决策层，但目前还没有给出回复。”

　　队列中的第二辆车上，栾文杰向刚刚坐定，正在闭目养神的常浩南说道。

　　今年年初，他从国家航天局局长的位置上卸任，接替到年龄退休的李忠毅成为工建委第二任主任。

　　也算是常浩南的老熟人了。

　　“没关系，不急的。”常浩南并未睁眼，只是缓缓摇了摇头，“这件事的关联范围很大，甚至可能会影响到下一个五年计划的走向，上面肯定需要多方面评估。”

　　上个周五，他已经把那份《负折射材料在纳米光刻器件中的应用建议》给交了上去。

　　通过工建委总顾问的专门渠道。

　　但随后就如同泥牛入海，始终没有回音。

　　这是常浩南近一年来第一次使用自己“直通决策层”的权限。

　　所以，反而是刚刚上任的栾文杰对此表现得更加焦虑。

　　过了大概半分钟，他再次把身体歪向常浩南那一边：

　　“老常，不是我不相信你啊，但情况真的已经恶化到需要考虑完全脱钩的程度了么？”

　　对方写的那份本子，栾文杰是看过的。

　　其中的核心内容就是要调整产业发展的策略和优先级，优先保障一部分产业的“绝对自主可控”，以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极端情况。

　　栾文杰搞航天出身，自问也算是见识过美国人的所谓“极限封锁”。

　　但越是见识过，越是会觉得不过如此。

　　因为所有封锁几乎都是虎头蛇尾。

　　轰轰烈烈开场，但最终不了了之。

　　眼见常浩南没回答，栾文杰又继续道：“而且，你这次提交的建议，风格也跟过去完全不一样……”

　　实际上，这才是后者最担心的部分——

　　过去十几年中，常浩南的一贯风格都是靠部分关键技术撬动全局，把全球产业链当中尽可能多的部分捆绑到华夏身上，实现牵一发而动全身，让潜在对手投鼠忌器。

　　航空、机械、软件、材料。

　　四个跟常浩南关系最密切的产业，都是通过这条路线完成了近乎三级跳的快速发展。

　　甚至可以说，科工委改组为工建委之后的整套组织架构，就是为了配合他这套打法而设计的。

　　换句话说，如果常浩南的态度发生180°的转变，那很可能意味着工建委体系也要跟着发生震动。

　　这对于赴任仅半年、刚刚能熟练开展工作的栾文杰而言显然不算个好消息。

　　“没办法，局势变化太快……必须得未雨绸缪。”常浩南睁开眼睛，回答道，“而且，工建委的现行框架应该能应付过来，栾主任你也不用太担心。”

　　他其实早就看穿了对方的顾虑所在，但总不可能解释说这是来自上辈子的经验教训，所以只好装模作样地开始推理：

　　“美国人手里的牌已经越来越少了，但越是这种时候，对方越有可能会铤而走险。”

　　栾文杰想了想，觉得这话确实有道理，但还是不太容易接受：

　　“可是以现在的局势看，如果真的全方位脱钩，受损更大的应该是美国人自己？”

　　“理性分析的话，确实是这样……但不应该指望对手的决策层能始终保持理性。”

　　常浩南叹了口气：

　　“另外，我原本的判断是，对方很可能会瞄准我们的两个弱项，也就是半导体和精细化工下手……但通过烛火科技这一轮交锋，基本上可以排除掉第二个选项。”

　　IC制造的产业链看上去很长，但其中的关键点反而不多。

　　几乎没怎么给常浩南留出操作空间——

　　90年代末那几年，华夏的技术底子实在太差，而且常浩南自己的影响力也还局限在航空产业内部。

　　等他能撬动足够多资源的时候，湿法光刻这条线都已经成型了，实在插不进什么核心技术。

　　外围专利倒是能有不少，但对于产业完整性的意义很小，几乎不可能作为博弈筹码。

　　好在通过曙光系列超级计算机，以及国产机床控制系统这两条线，算是让IC设计水平和IC封装技术勉强跟上了时代。

　　只不过芯片这行当属于典型的倒金字塔结构，利润最高的消费级产品同时也是技术最顶尖的产品。

　　于是国内的半导体行业就卡在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

　　要想实现彻底突破，就只能考虑另起炉灶。

　　栾文杰盯着常浩南看了好几秒钟，也明白过来对方的意思：

　　“所以你才在本子里重点强调了半导体生产？”

　　后者点点头：

　　“本来么……应该是没必要这么急的，但欧盟这一轮危机来得太快了……这方面是我考虑不太周全，美国人很可能趁虚而入，通过今年下半年开始的密集大选控制一部分欧洲国家。”

　　听到这里，栾文杰突然愣了一下，随即换上认同的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