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追求骈俪对偶，极限也就写成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那样。但天下又有几个陈琳？所以文采肯定不太重要，也不可能太好。

　　主要还是看观点和论述。

　　这篇文章，开头还是老生常谈，从“天下定于一”开始，阐述定才是目的，而一本身不是目的——这次考生，一多半都提到这点，所以不稀奇。

　　不过后面，它就话锋一转，开始讲史对比。

　　因为讨论的是孟子，又是讨论大统一问题，这名考生就回到战国时代，复盘战国和秦汉之变。

　　文中提到，战国之时，游侠、游士周游列国，有才者各自设法寻求国君赏识，纵有国君昏聩不能任人唯贤，则必被任人唯贤、富国强兵的邻国所灭。

　　故而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

　　后世大一统之世，贤者多有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而乱世，又奔走求闻达于诸侯。

　　可见大一统之世，让天下人失去了“择主”的机会，人主只剩一个而不用竞争，也就难以在竞争中沙汰出任人唯贤之君，也难以沙汰出真正有才的贤臣。这才有了大汉察举法渐渐废弛的积弊。

　　因为天下的人主只剩一个，他用人用得好与不好，都不像战国乱世那样，有生死存亡的危机。

　　而且非但文武人才如此、连普通百姓也如此。

　　这篇文章写到这儿，随后又是引用孟子之言，还是《孟子.梁惠王》里的。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由此可见，战国之世，君王对于普通百姓，也要在“不至于因为税赋徭役过低而亡国的前提下，尽量施恩笼络，以免百姓逃亡到邻国”。

　　梁惠王为什么要对河东河内的百姓好？

　　后世读者读儒家经典，只看到了孟子说他是“五十步笑百步”，说梁惠王这点所谓的小小“减负”，其实还是剥削，所以邻国的百姓不会逃亡到魏国来。

　　但是，这篇文章却看到了一个点：至少你战国时候的君王，多多少少还得想着法儿讨好百姓，吸引人口，这说明当时百姓是有机会因为一个诸侯国税赋徭役过重而逃亡去别的国家的。

　　然后此文又话锋一转，提到本朝初年的文景之治，文中说“文帝时，初定十五税一，此后甚至数年不征赋税，而国用足，多以渐渐多发民爵取粟。

　　世人皆言文帝仁德，千古罕有，然文帝之时，刘氏诸王林立，后来作乱的吴楚七国亦在。秦末大乱方定，天下总户口不过千万，是人民寡而田地多。

　　汉初郡县、分封之制尚且并立，削藩要到景帝之时，推恩亦要到武帝之时。故而文帝也如战国时周天子或大国贤王一般，要与诸王争民，自然需要轻徭薄赋，便如梁惠王指望直辖之民变多……”

　　这篇文章具体写的措辞，肯定不如前面总结的那么直白露骨，毕竟对汉人而言，这已经涉及到本朝了，对汉文帝的动机要揣测得隐晦一点。

　　但内容却是惊世骇俗，从士人、武人到普通百姓，前面一小半篇幅都在论证：统一本身，会导致君主只剩一个，统治者不用卷“谁对百姓和人才更好，谁才能吸引更多百姓和人才来投”。

　　所以，统一本身，有利有弊，只要统一，统治者就不用互卷了，而人民还要互卷。但统一的好处则是，从此不用内战，人民少服兵役，少服徭役，少交钱。因此改朝换代有没有“德”，关键是看改变后究竟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因为统一而少服了的徭役、兵役、少交的军费，比之因为统一之后统治者骄傲自满、开始骄奢淫逸而多花的钱、人力，这两部分究竟是哪一部分大、哪一部分小。

　　因为统治者之间不用卷而懈怠骄纵多花的钱，必须少于统一后少花的军费，这个朝代才有存在下去的德。

　　文章中间甚至还假设了一道数学题，说比如原本有甲乙两个国家，没统一之前，百姓要交出全部收入、劳力的三成当军费和兵役，还要交出一成供统治者骄奢淫逸。

　　如果统一之后，军费能降低到国家总收入的一成，而统治者骄奢淫逸的钱虽然涨到了两成，但加起来只占全国总收入的三成，比原先统一前的军费加骄奢淫逸总额的四成还少一成，那这个国家就勉强值得存在，是有德的。

　　但如果统一后军费降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一成，可统治者因为没有竞争对手卷他了，导致他自己乱花钱占到了国家总收入的三成甚至四成，国家总财政支出比统一前还高了，那这个国家就无德，就该亡。

　　这篇文章如此反复举例论证，从战国时没有皇帝的情况，到汉初虽有皇帝但皇帝还要跟诸王卷谁对人民好吸引人口的情况，再到后来皇帝不需要跟别人抢人民的情况，

　　最终终于是非常扎实得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希望有一个数学模型，可以算人民在改朝换代后的总开支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

　　诸葛瑾看得目瞪口呆，颇觉惊世骇俗。

　　虽然文章里的措辞已经尽量隐晦再隐晦，但其想法还是被诸葛瑾一眼识破。

　　对方简直就是在说，“没有大一统之前，人民可以觉得哪个诸侯国综合税负轻，就往哪国润”。

　　但是在这一段的最后，为了让自己的文章不显得过于逆天，此人还是写到“当今之世，陛下尚未称帝之前，治下人口便连年增长，袁绍、曹操等人当年治下的人口却不断流失，这正是陛下行德政，汉德仍在的表现”，算是让自己政治上正确一些。

　　写完这段后，此人论证好了有德无德本身，又开始讨论孟子说轻徭薄赋是“貊道”的问题。只见他是这么写的：孟子主张民贵君轻，素来念念在于惠民，以孟子之仁，却认为二十税一乃是貊道，而我大汉自文景以来，行三十税一，在世人看来，岂不是更加貊道？

　　但实则不然，战国时，二十税一，因天下尚未一统，各诸侯战乱不断，且关东诸国并无明显的地理屏障分割，中原沃野一马平川，却分为多国，统一之利大于各自为政之利，一旦统一，只需要养活一家王族，分为多国，却需要供养多个王族。

　　所以各国必然会征伐直到统一，当时只收二十税一，军费必然不敷使用，最终导致亡国，或是国家的防卫要仰仗他人之手，或如蛮夷一般，以战争后劫掠的利益来诱导百姓参战，而不是以保家卫国号召百姓来战。如此，岂不是貊道？

　　我大汉肇基之初，虽有匈奴为祸，但匈奴毕竟偏远，当时以汉之国力无法远追至草原大漠、根治匈奴。文帝轻徭薄赋，在不打内战时已经够用了，所以不算貊道。

　　因此最终收多少钱粮、用多少徭役，是否算貊道，要看这个国家所处的环境，是否已经达到了其自然地理疆界统治的最佳状态。

　　如果在平原之上，周边各国无险可守，一伸手就能扩张，这时自然要富国强兵，重税为百姓提供更多安全保障，并且渐渐兼并邻国，最终让整片中原的人民都过上平均军费负担更小的生活。

　　但如果边疆之敌已经非常偏远，劳师远征耗费远超于征服的收益，这时候还要为了劫掠而胡乱用兵，用了也无法久守，无法长治久安让新占之土地自力更生，那便是貊道了。

　　但是，是否应该扩张，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还要看自然地理条件、朝廷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

　　文中便提到，在吴王夫差修邗沟运河之前，中原之君要去吴越，便能算穷兵黩武，胡乱靡费钱粮民力，因为当时中原去南方的交通太贵，占了吴越，吴越的产出也不足以弥合吴越的“统治成本”。

　　但是夫差修完邗沟之后，再为统一吴越地区而多征兵役、军费，便不是貊道或无道了。

　　同理，秦始皇修驰道，战国时“五丁开山”通蜀道等事件，也都会改变此前和此后，中原统治者应该去统一的范围远近多寡。

　　孟子认为该多花钱粮还是少花钱粮、要不要为了更大的统一安定而暂时苦一苦，都要看环境的条件。

　　只可惜此人说不出什么“交通基础设施”或是“统治成本边际效益递减”之类的后世经济专业术语，只能是各种举例子，有点杂乱，

　　而且过于理想化理论化，简直就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空对空模型讨论。

　　但诸葛瑾看得出来，此人狡辩和推演确实是可以的，就是让他实际做官行政的话，可能会有点僵化呆板，不切实际，容易纸上谈兵。

　　而尤其是文中前面谈到“战国时臣亦择主”时，有好几句话，让诸葛瑾有一种在看韩愈的《马说》的逆练版的既视感。

　　后世科举时代，利出一孔，韩愈才要感慨“伯乐不常有”，而此人文中提到的时代，君主也要互相卷，伯乐不该是常常有么？

　　就凭这一点，诸葛瑾也对此人有点同情。

　　看完这篇文章后，诸葛瑾再看其余，倒没有那么惊艳了，也没有惊世骇俗了。那些文章很多文笔都比它好，或是观点老成持重，四平八稳一些。

　　全部看完，诸葛瑾让人把卷子送回去。因为还没评分，糊名依然不可以拆。

　　不一会儿，邓芝又来请示，希望司徒也给个评分的建议。

　　诸葛瑾想了想：“评分可以，不过还是不干涉你们的真实想法了，这样吧，拿去让孔明也看看，然后他写个分，叠好了封在信封里，我也写个分封好，等各位考官都出了分后，再一起拆看。”

　　诸葛瑾自己，内心其实已经有了倾向。他觉得这样的人，是可以录取的，但不可将来让其位列执宰，如果只是让他做些纯理论的政治哲学研究，纸上谈兵空对空的工作，那是可以的。处理实际政务的话，过于机械呆板，容易出问题。

　　但这话不能立刻说出来，说出来肯定会影响其他人的评分。

　　首次科举，也没个“最终成绩必须皇帝钦点”的规矩，这也不符合汉朝的成例——之前察举制时，或者是阳嘉改制考试时，也不是皇帝评判的。

　　历史上，科举中皇帝当面殿试、并亲自决定录取人选，要到宋朝赵匡胤开宝六年（唐朝就有在御前考试的，但是皇帝并不亲自阅卷决定成绩）

　　所以诸葛瑾也不能乱开集权的坏头，否则他也会被天下士人唾弃的。刘备也不懂文章，暂时也不会想要全面阅卷。以后的皇帝需不需要亲自阅卷，那也是将来的事了，现在刘备的权威很充足，他不需要靠“天子门生”的把戏来施恩于士子。

　　大不了诸葛瑾和考官们都各自有了意见之后，诸葛瑾再去皇帝那里知会一声，做个报备即可，也算是两边都照顾到了。

　　邓芝得令，便去奔走，很快诸葛兄弟的评分意见就取来了，考官们也自行讨论出了一个分数，写在纸上，然后才拆看诸葛瑾诸葛亮的意见。

　　最后发现，诸葛兄弟给那篇奇文的评分，还是比其余考官更偏高一些的，但也算正常。其余几份卷子，也各有高低，但所有人的意见相差不是很大。

　　有了分数之后，考官才按照章程，开始拆糊名，并且结算另外两科“客观题”的分数。

　　最后发现，那篇奇文的作者，其客观题分数也非常高，邓芝汇总后，便又报回诸葛瑾这儿。

　　“司徒，已经统计过了，今科综合分最高的，应该便是这篇奇文的作者了，他的策论和经学虽不是最高的，但算学也不错。此人名叫马谡，襄阳人士，二十四岁。其兄马良已经在朝为官。”

　　诸葛瑾听到这个名字后，也是不禁释然。

　　居然是马谡，还真是擅长理论辩论，难怪历史上跟诸葛亮谈兵法，都能谈得有来有回的。

　　可惜，文章终究是惊世骇俗了一点，而且什么例子都敢举。

　　决定录用此人之前，还是去跟刘备报备一下吧。

第815章 百姓得则君德

　　马谡的文章，逻辑推演和强词夺理的水平确实是强。

　　诸葛瑾也意识到，将来统一天下之后，这样帮着他的政治哲学理论鼓吹呐喊的理论型学者，还真就非常需要。

　　因为矫枉必须过正，

　　汉朝搞传统董仲舒那套儒学已经几百年了，一直都让天子敬畏天，而对人民的敬畏则要经过天这一层中介，所以皇帝对百姓和仁政重视，终究要比后世孟子地位被提升之后，稍稍逊了一筹。

　　加上天灾和其他灾异是没有规律的，久而久之，皇帝都知道“哪怕我做得很好，只要有天灾，我还得下罪己诏”，或是知道“天灾有规律的，哪怕我做得不好，天灾该不来还是不会来”，那样董仲舒那套理论对皇权的约束也就越来越弱了。

　　说到底，董仲舒那套是建立在封建迷信的基础上的，而人对自然科学的认识是会越来越进步的。

　　后世到了王安石司马光的时代，双方都明着说“我们知道彗星、日食是个什么东西，也明知道这些东西是能算出来的，但我们就只能继续假装不知道，来趁机劝皇帝轻徭薄赋/减省刑罚，我们也知道这是在自己骗自己，但这种骗有时候能稍稍让皇帝收敛点”。

　　而诸葛瑾诸葛亮兄弟，这一世是必然会导致华夏的科学技术进步，以及对自然界的认知水平，普遍提高的。如果不把政治哲学与自然科学相配套的那部分理论也跟着升级，将来会有非常严重的灾难。

　　如果皇帝认识了更多的自然规律，却还要守着董仲舒那套理论，后世的皇帝很有可能比原本历史上更加自暴自弃，因为他知道这都是骗人的。

　　诸葛瑾必须为自己搞的那些建设的副作用兜底，而这个兜底的具体手段，就是尽快用“尊孟，提倡君主直接对人民的总利益总福祉负责”，来取代“天人感应、对天负责”。

　　这种时候，他太需要能猛打猛冲拉仇恨的理论家了，哪怕这个人是一把双刃剑，放到实政岗位上有可能伤人，诸葛瑾也费用不可。

　　就像达尔文刚推进化论的时候，因为跟之前的社会传统认知反差太大，反对的阻力巨大。这种时候就需要赫胥黎之类的“达尔文的斗犬”帮他咬人。

　　诸葛瑾当然也需要“诸葛瑾的斗犬”。

　　大不了不把对方放到实政岗位上就好了，就让人家搞一辈子理论研究。类似于后世那些政治哲学院校里的文科研究员。大不了把“官阶/职称”这些评得清贵一些。

　　管的还是研究员的活儿，但有可能这个研究员干到最后，行政级别上能是部/九卿级的研究员。

　　……

　　既然坚定了非用马谡不可的决心，诸葛瑾也就当仁不让地亲自去刘备那儿，给马谡求情。

　　刘备不是很懂文章，诸葛瑾给他大致看了一下之后，刘备只是觉得此人的文章太过惊世骇俗，而且对于权威、皇权的神秘性，没有半点敬仰。

　　怎么在此人口中，皇权和正统、德运也是可以跟钱粮账目一样算账来衡量的？

　　汉朝大部分时候都是王霸道杂之，法家的统治手法也会用，只是法家上不得台面，大家都是只做不说，心里明白就好。

　　而法家最讲究“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正统和德运如果可以计算，那还怎么做到威不可测？

　　当然了，刘备已经算是相当仁君的了，他对于法家那一套，只是理解，会用，但并不推崇。

　　饶是如此，他依然忍不住评价：

　　“此人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否则必然惹来祸端，将来可能会导致朝廷出现几派分歧互斗。”

　　诸葛瑾倒也有料到，连忙诚恳地说：“臣的意思，是只让这马谡一辈子研究学问，此番虽然可以将其取在较高的名次，但终身不可令其位列执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