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怎么回事连王美娜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韩晓桐已经被拘留，警察联系了家属。韩晓桐的妈妈以为他还在华远的船上，辗转打电话找到水手长毛勇。

　　毛勇记得听王美娜说过，自己男朋友是律师，于是又把这事告诉了她，问她能不能帮帮忙。

　　而此刻华曦轮一船的人都还在海上漂着，王美娜那个律师男朋友也已经是前男友了。她只能拜托雷丽，帮韩妈妈联系一下航校的海员法律援助中心。

　　雷丽还是一贯高效，已经联系上韩妈妈，第二天便陪着去了一次法援中心。陆菲刚好开始休假，也跟着一起去了。

　　但到地方了解了一下情况，只觉得更加棘手。

　　中心的老师表示很困难，韩晓桐是在福建的一个港口小镇被刑拘的，而他们一般只办本地的案件。

　　因为法律援助的补贴实在很有限，像这种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八百，审判阶段一千二，根本覆盖不了异地办案的成本，估计律师都觉得麻烦，不愿意接手。

　　正准备失望而归，雷丽看到周卓走进来，听中心老师跟他讲话，才知道他居然也在这里做法援律师，过来交接案卷的。

　　周卓其实只见过雷丽一次，这时候看见她不免意外，面子上有点不好意思，解释了一句：“我已经换所了，至呈前段时间裁员，像我这种小律师，就没能留下来。”

　　雷丽问：“那你现在就做法援？”

　　周卓笑笑，说：“就瞎混呗。这两年法学生找工作挺困难的，待遇好些的所都在裁人，大公司招法务也都要有经验。我现在挂证在一个小所，需要自己找案子做。我又没什么客户，只能多做点法援的案子，几百一千的也是钱。我们这种小律师，也只能吃这口饭了。”

　　说到这里，又问：“……美娜怎么样？”

　　雷丽说：“实习签一年的合同，她过年前回来过，又上船走了。”

　　周卓说：“哦……”

　　雷丽看他的样子，适时转了话题，把韩晓桐的事情告诉他，问他能不能给点建议。

　　周卓想了想，却说：“其实也不是不行，异地办案可以申请包干费用，覆盖差旅食宿什么的。这里法援中心有个基金，还是我过去的老板设立的，就是为了这种情况，海商法很多案子都得出差，真正做过的人都知道的。”

　　他在那儿解释，陆菲在旁边听着，忽然问：“你过去的老板？叶律师吗？”

　　周卓笑笑，点点头，说：“是啊，就是他。”

　　陆菲又问：“那他设这个基金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周卓奇怪她为什么想知道，但还是如实回答了：“就叶律离开至呈所的时候，他自己捐了一笔钱，又跟接手他客户的合伙人约定，按照每年海商法业务营收的一定比例往这个基金里捐钱。”

　　陆菲听着，不禁回忆，那应该也是去年十一月的事情。当时，她看到他在香港海事周上的发言，那么真挚地想去看他。后来，她又知道了更多，发现他那个时候其实只是想着怎么把她物尽其用。当然他也解释过，只是她不信。

　　他说是真的，她觉得是假的，爱或者不爱这种事，就像个黑箱，他们都拿不出证据说服对方。

　　直到此刻。

第57章 平潭船

　　周卓听过大致情况，倒是不嫌没钱赚又麻烦，愿意接下这个案子。

　　他跟韩晓桐的妈妈要了拘留通知书来看，是案发地的县公安局寄挂号信送过来的，就一张纸，上面信息也很有限，只写着“韩晓桐因涉嫌故意伤害罪已被刑事拘留，现关押在福建省P县看守所”。

　　韩妈妈万分感激，搞得周卓有点不好意思，说：“我有办案补贴拿的，而且，是美娜的同事嘛……”

　　陆菲和雷丽都看出来了，他之所以愿意做这个案子，多少也因为王美娜热心张罗着韩晓桐这件事。

　　刑事案件拖不得，周卓让韩妈妈签下委托书，又拿了法援中心的公函，决定当天下午就乘高铁去P县，争取次日一早就能安排上会见。

　　雷丽要上班，陆菲却是有空的，也说要一起去。一部分是因为韩晓桐妈妈得知孩子出事之后，整个人状态不是很好，路上可以有个照应，另一部分的原因，连她自己也说不清。

　　于是，三人午后便上了火车，路上五个多小时，到达目的地天都已经黑了。

　　出了火车站，路边停的尽是载客的黑车，司机们叼着烟，目光锐利地扫视每一张面孔，一旦眼神交汇，便迅速凑上前招揽生意：“老板去哪？风车田、石头厝，现在就走，价格好说！”

　　他们初来乍到，看到这种总有些瑟缩，还是上了一辆正规些的出租车。

　　沿途尽是密密麻麻的民宿招牌，在夜幕里亮着各色的灯火。还有到处可见的小饭店，塑料棚子支起一片片用餐区，水箱里挤着挣扎的螃蟹和不知名的海鱼，店家系着沾满油污的围裙，手里抓着菜单，几乎要伸到行人的脸上，一口福清方言，声音洪亮热切：“吃饭吗？海鲜面、炒花蛤，都是刚上岸的，新鲜得很！”

　　P县是个岛，自古以来的舟船之乡，多得是靠海吃海的人，有钱做航运生意，无钱做海员。

　　当地有好几个码头，散货，集装箱，渔船，各司其职。却都不是那种秩序井然的现代港口，近几年出了几个网红旅游景点，又多了一些做游客生意的船，有的鲜艳崭新，有的锈蚀斑驳，船身附着藤壶和贝壳，以一种外人难以琢磨的规则排列停靠，斜着、歪着，见缝插针，灵巧穿梭。

　　渔船的发动机突突突轰响，货船汽笛沉闷地长鸣，观光船上的电喇叭循环播放音乐，揽客仔用夹杂着本地话的普通话高声招呼着客人，咸腥的海风混杂着柴油味、鱼腥味和路边小吃摊的焦香扑面而来……各种声浪，各种气味，聚成一个市井喧嚣的江湖。

　　五月已是旅游旺季，人家住海景民宿、渔家乐，陆菲他们却是直接去县看守所附近，找了家小旅店投宿。

　　次日一早第一件事，便携带一干证件材料前往看守所，申请会见韩晓桐。

　　周卓是个刚过实习期，正式执业不久的小律师。之前在至呈所做海商法业务，接触的基本都是船损、货损、保险之类的商事案件，后来在法援中心，做的又都是渔船碰撞，船员讨薪之类的小案子。

　　但他虽然没经验，常识还是有的，知道刑事案件这个阶段非常重要，得尽快见到当事人，安抚情绪，了解案情。

　　然而，窗口工作人员听他说完要求，把他交进去的“三证”来回看了几遍，却问他有没有联系过办案警员。

　　周卓知道这顺序错了，律师应该先见当事人，也完全有权要求看守所及时安排会见。但现实不可能跟书上写的一模一样，他只能先打电话联系了负责这个案子的警员，客气自我介绍，说是嫌疑人韩晓桐的辩护律师，依法介入了这个案件，想了解一下目前的进展情况。

　　但警官告知的信息十分有限，只说这案子不复杂，韩晓桐在船上捅了大副，现在被害人还在医院。因为伤在颈部，很有可能鉴定成重伤。而且当时目击者不少，人证，物证，铁板钉钉。

　　至于会见，他们会及时安排的。但等到见上了，也请律师劝劝嫌疑人，尽快认罪认罚，一方面配合警方的工作，节省司法资源，另一方面也可以争取从宽处理，对他自己也有好处。

　　这一通电话打完，窗口工作人员总算接受了会见申请，但还得等待安排。

　　警方说的这个“及时”，并不代表立刻现在马上，反正理论上只要是在四十八小时之内都能算“及时”。

　　一行三人只得耐心等待，一直等到中午不见回音，只好先去附近小饭店吃饭。

　　看守所周围多得是那种沿街开设的小律所，里面摆两张写字台，闲闲几个人进进出出，见他们不是本地人，且只有周卓样子像律师，形容举止又显得生嫩，果断上前兜生意。

　　名片递上来，印着“法律顾问”、“法务专家”之类似是而非的头衔。

　　讲话慢悠悠，不知是普通话带方言腔调，还是方言里捎带一点普通话，说我们所在P县地面响当当，派出所检察院常走动，面熟熟门路广，可代办取保候审，而且不收律师费，只要准备五万块去做人，如果办不成，原样退还。

　　陆菲当然知道这其实就是博概率，反正总共就两种可能，要么取保，要么不能取保，只要都收五万，然后什么都不用干，没能取保的就退钱，成功取保的那些就纯赚。

　　但她也看出来了，韩晓桐这件案子，光靠周卓似乎是有点吃力的。

　　坐那儿吃完一碗海鲜面条，她终于下定了决心，拿出手机联系她认识的另一位律师。

　　找到与此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最后一条消息已是好几个月之前的了。

　　她把一句话翻来覆去改了无数遍，试图显得不那么突兀，但终于发出去的还是突兀的一句：你有没有刑事方面的律师可以介绍给我？

　　然后眼看着对话窗口上方的状态很快变成“对方正在输入……”，却隔了很久才收到回复：你又干什么了？

　　陆菲看着这句话，感到一股莫名的怨气，忍了忍才回：不是我，是我过去船上的同事。

　　那边言简意赅：简单说一下案情。

　　陆菲在对话框里打了几个字，感觉写不清楚，干脆统统删除，找了个安静点的地方，按下语音键，把手机麦克风贴近嘴巴，大致讲了一遍发过去。

　　那边稍后才回：你那个同事家属的联系方式。

　　陆菲发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过去。

　　叶行回了个问号。

　　陆菲解释：直接联系我就行了，我在P镇。

　　叶行：就你一个人？

　　陆菲如实回答：还有家属和法援律师。

　　叶行：律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给我。

　　陆菲把周卓的名字和手机号码发过去。

　　然后又眼看着对话窗口上方的状态变成“对方正在输入……”，再变回到他名字，再变成“对方正在输入……”，那一串反复出现的省略号，仿佛他脸上无语的表情。

　　稍后消息发过来，却只是一句：好的，我知道了。

　　所以，这是会帮忙的意思吗？

　　陆菲也挺无语的。

　　但过了没多久，周卓的电话响了。

　　周卓接起来，对面说话的是叶行，却不光叶行一个。他找了个专做刑事辩护的律师，拉了个电话会议，即刻开启远程指导模式。

　　刑辩律师让周卓等到午后工作时间再去看守所，再次询问会见的安排，如果窗口工作人员继续拖延，那就直接问驻所检察室在哪儿，让驻所检察官出面交涉。万一连驻所检察官也同样推诿，那就打县公安局督察队的投诉电话，同时联系上海的法援中心向律协报告请求支援。

　　要是看守所顺利安排了会见，进去之后见到当事人，务必跟他解释清楚，“认罪认罚从宽处理”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根据办案警员的说法，显然已经劝过当事人认罪认罚，希望简化侦查过程，尽快办成铁案，但是当事人不愿意。

　　所以，一定要让当事人知道，对他来说，“认罪认罚”未必比坚持事实更有利，得先让律师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才能帮他决定辩护策略。

　　以下几个问题非常关键：

　　警方说他捅了人，但用的到底是什么工具？

　　还有当时在场的目击证人，究竟是哪些人？

　　每个人的名字，在船上的职衔，互相之间的关系，事发当时所处的位置都要问清楚。

　　还有事情发生之后，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中途遇到过什么人，最后怎么被抓获的？

　　另外还得了解一下警方提讯他的过程，看当地办案程序是不是合法，关照他在里面签字画押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笔录上具体写了什么。

　　……

　　周卓起初还只是在听，逐渐感到要素过多，赶紧戴上耳机，空出手来做记录，一边记一边点头称是，简直茅塞顿开。

　　陆菲在旁边看着这一通电话打完，又收到叶行发来的一条消息：你陪家属回住的地方等着，别瞎折腾。

　　她有点不爽他的态度，却也不得不承认他在这种事情上的权威，乖乖回了一个：OK

　　周卓再次回到看守所，倒是没用上那一连串交涉、投诉的手段，窗口工作人员又查了一遍“三证”，安排他进去会见。

　　见到韩晓桐，周卓按照之前指导与他对谈，终于了解了事情经过。

　　大约三个月前，韩晓桐被安排上了这条散货船。

　　上船之后，他才发现船上的工作环境与中介的承诺大相径庭。生活区环境恶劣，伙食不达餐标，工作远超实习水手范畴，而且没有正常的劳保装备。

　　他鼓起勇气与大副交涉，反被加倍刁难，故意安排他在深夜或者大风大浪的时候进行甲板作业，结束之后又挑刺要求返工，变相延长工作时间。

　　这艘船的船东就是P县的，船上船员也大多是P县本地人，有些还是亲戚关系，自然联合起来可着他一个人欺负。

　　事发之前，他在船上遭受了长时间的霸凌，甚至被以“精神不稳定，可能危及航行安全”为借口，关在机舱旁边的一个杂物间里。

　　直到船靠泊P县散货码头，大副才把他放出来，拿出一份“补充协议”，上面写着“本人韩晓桐确认在船期间待遇良好，所有劳保用品已发放，薪资已结清，并无任何异议”，要求他签字之后，才能放他离船。

　　韩晓桐就是在这个时候用签字的水笔扎了大副的脖子，然后趁乱逃下了船，一路跑到码头垃圾站，躲在那里，直到港区派出所的警察将他抓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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